韩兴连：周总理邀请我代表十渡人民参加国庆招待会

1971年秋，县委决定调我去十渡公社任党委书记，兼公社主任。由于那里的条件很差，生活很苦，组织上希望我去几年，努力改变一下那里的贫困面貌。我想，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和考验。于是二话没说，第二天就背着行李，来到了十渡。

到十渡的第二天，我和公社副书记田志峰同去十渡村的东套，看见有一伙农民正在种麦子，他们用镐搂一个小沟，后边的人撒上一把麦籽，再后边的，用脚一埋，不施肥，也不平地，就把麦子种上了。我就问一位老人：“你们怎么这样种麦子呀?”他说：“多少年来都是这样种。”我问：“这样种一亩地能产多少斤？”他说；“好年头能收百八十斤。”他又看了我一眼反问我，“你是哪的呀?问这干什么?”田志峰介绍说，“这就是新来的韩书记。”这一介绍，大家都凑上来了，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起来了。他们说眼看着拒马河水，白白的流去，就是用不上，再说祖祖辈辈的都是这么种，你有什么新鲜的招术呀。我说，“为什么不搞点扬水站，把旱地变成水浇地呀?”那位老人说：“咱们这里的电只能照明，搞不了动力。”这位老人是原来的老支部书记隗合春。互相认识了以后，他说了好多问题，使我第一次感到老区人民的真情实意，也给我提出了课题。

情况了解清楚之后，回去召集领导班子，统一思想，下定决心，真抓实干。我和我们一班人用了五年的时间，走遍了十渡的山川河流，察看了所有的山泉、水源，勾划出改变面貌的蓝图设想。边想边干，边设计，边施工，到1977年共修建扬水站29处，开山修渠30多公里，开挖引水洞4个，共300多米，修建小水库3个，人畜饮水管线近万米，80％的土地变成了水浇地，粮食产量由原来的亩产200—300斤，一下子超过800斤过了“长江”，小麦亩产由原来的100多斤增产到600—700斤。

同时，把“两火一地”的电线，换成了三项高压线。修水力发电站六处，新建了灰窑、煤窑、木棍加工厂、炸药厂等，十渡面貌有了初步的改变，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引起了领导上的重视。

1974年底，市委在友谊宾馆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我在会上作了题为《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大干促大变》的发言。第二年春天，中央电视台派王新华等两名记者，在十渡住了半个多月，进行采访。同时《北京日报》派两名记者，经过两个月的调查采访，在《北京日报》发表了《还是当年那股劲》的报道，副标题是“泥腿子书记，泥腿子主任。”

7月，《北京日报》社由总编辑到科室人员一行26人来十渡检查采访。午饭后，当我领着他们沿着拒马河，来到后石门大队水输泵扬水站时，记者们看到，百十户人家，用一锤一錾在悬崖上凿了一条1000多米长能引水1个流量的引水渠道，渠水通过水输泵，扬上60多米高的梯田，灌溉农田。那位总编辑说，这种精神，这种子劲比大寨还“大寨”，要很好地总结、推广。

1975年9月，市农口又在十渡召开了农村工作现场会，市农村组负责人王磊、王宪二位领导，亲自主持会议，郊区县公社及城区的主要领导出席了会议。原来在房山的老县委书记刘永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共90多人。会议开了三天，主要看了十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看完后总的评价认为，十渡的工作是扎实的，成绩是肯定的，这种精神值得学习推广。从此后到十渡参观、学习的人员，就络绎不绝了。

1975年9月，我接到了敬爱的周总理的请柬，邀请我代表十渡人民参加国庆招待会。县委给我派了一辆车，当天晚上送我住在北京东方饭店。第二天，市政府办公厅的负责同志给我们开了预备会，讲了注意事项。晚上8点来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大厅，幸福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数万双眼睛望着主席台，等待着总理的到来。可是主持人说话了，他向大家抱歉，周总理身体欠安，今天不能到会，请国务院副总理邓小乎同志讲话。小平同志说因总理身体不适，我代表总理向来自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代表和国际友人表示欢迎，向大家问好。顿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10月1日下午2点，小平同志又在中山堂陪同西哈努克亲王接见了我们并与我们前排就坐的同志一一握手。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在北京医院逝世后，我应邀参加了总理的遗体告别，瞻仰了周总理的遗容。1月16日我又被邀请参加了周总理的追悼大会。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离开了我们，我受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邀请，9月15日上午，到人民大会堂，由早上6点到中午11点为毛主席守灵。追悼大会那天，我被邀请登上设在天安门上的追悼大会主席台。这一幕幕的往事是我一生永远不会忘记的。